重溫浙西南革命史

　　浙西南（麗水）是一片革命的熱土。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浙西南人民就投入了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1841年，1200名處州兵奉命奔赴定?？箵粲④娗致?，全部喋血海疆。20世紀初，處州革命黨人追隨孫中山，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斗爭。1911年11月，辛亥革命軍光復處州（麗水），建立軍政分府。然而，辛亥革命未能改變國家社會、政治、經濟落后和人民苦難的命運。

　　1919年5月初，五四愛國運動爆發。5月下旬，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浙西南，浙西南各界民眾積極響應，踴躍開展愛國反帝斗爭。麗水、縉云、青田、松陽、遂昌、龍泉等縣的學校師生紛紛舉行集會、游行，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還我山東青島主權”等口號，呼吁同胞拒用日貨，提倡使用國貨，聲援五四運動。6月3日以后，運動由知識界發展成為以工人為主體的工、農、商、學各界聯合參加的群眾性革命運動。6月5日，遂昌縣在麗水讀書的學生34人，聯名上書《留括學生上遂昌各機關函》，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各縣民眾罷課、罷工、罷市，抵制日貨。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文化、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在浙西南的傳播。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從此，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在新文化、新思想運動的影響下，浙西南各地進步青年積極尋求救國救民道路，或在家鄉組織進步團體學習討論進步思想，或赴外地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有許多進步青年奔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其中涌現出麻植、蔡鴻猷、季步高、李逸民、吳玠、孟卿、唐公憲等一批先進分子。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五卅運動席卷全國，浙西南人民奮起響應。6月，麗水、縉云、龍泉、松陽等縣各界民眾紛紛集會，聲援五卅運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浪潮和各種聲援活動迅速在浙西南各地掀起，在城鎮和鄉村，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1926年3月，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成立，其領導成員半數以上是中共黨員，遂昌籍中共黨員唐公憲任候補執委。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在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大革命浪潮中，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浙西南開展活動。1926年冬，上海黨組織指派青田籍中共黨員周定，返回家鄉發展黨員。12月，根據中共杭州地委的指示，唐公憲邀約在衢州求學的遂昌籍中共黨員謝云巢一同返回家鄉，創建中共組織和籌建國民黨遂昌縣黨部。

　　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遂昌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校址大柘泉湖寺）建立，這是浙西南地區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組織。2月，中共遂昌縣塘嶺頭支部（又稱龍游支部）建立。3月，中共杭州地委指派浦江籍中共黨員張新錦，以處州政治監察員身份，到麗水開展革命活動，發展中共組織。至1927年4月上旬，浙西南建立了兩個直屬中共杭州地委的支部，有中共黨員30余人。

　　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遂昌的中共組織和麗水、青田的中共黨員積極宣傳革命主張，建立進步團體，幫助籌建國民黨縣黨部，協調國民黨地方組織內部的派系斗爭，開展迎接北伐軍和反帝、反軍閥的工農運動。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國民黨以“清黨”為由，在各地取締革命組織，瘋狂捕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遂昌、麗水、青田的中共黨員或被捕遇害，或轉移隱蔽，或脫黨自首。唐公憲在杭州被捕入獄，遂昌的中共組織失去上級領導。張新錦撤離麗水，后在金華被捕遇害。由于蔣介石的背叛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右傾錯誤的領導，大革命慘遭失敗。浙西南革命事業遭受挫折。在廣州投身革命的浙西南籍中共黨員麻植、蔡鴻猷、季步高相繼被捕遇害，李逸民被捕入獄。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國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慘遭失敗，中國革命形勢轉入低潮。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遂昌支部、塘嶺頭支部改屬省委領導，浙西南各地的中共黨員轉入農村秘密開展斗爭。

　　1927年8月7日，在中國革命處于危機關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由此，各地中共組織均把開展武裝斗爭作為中心任務。9月，周定返回青田建立中共青田支部。同年秋，中共宣平縣委建立。10月，中共遂昌縣委建立。11月，中共縉云縣特別支部建立。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和省委指示，浙西南黨組織開始動員、組織貧苦農民，開展二五減租（減租百分之二十五）斗爭，開始秘密籌備武裝斗爭。

　　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錯誤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種脫離實際的“左”傾冒險和盲動，造成革命力量的慘重損失。在浙江，省委機關遭破壞，中共遂昌支部因此解體，中共遂昌縣委負責人及塘嶺頭支部骨干被迫隱蔽外地；浙東大暴動失敗，周定等被捕犧牲，中共青田支部解體。

　　12月，中共遂昌縣委領導人及塘嶺頭支部骨干秘密返回遂昌北部山區，發展黨、團、工會組織，領導紙槽工人開展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斗爭，領導農民開展鬧米荒平糧價的斗爭。在此過程中，加快發展中共組織，籌建革命武裝。1928年4月，遂昌縣工農革命軍建立。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同月，中共浙西特委在蘭溪建立，遂昌、宣平、縉云的中共組織改屬浙西特委領導。7月下旬，遂昌縣委領導遂昌縣工農革命軍舉行武裝暴動，搗毀國民黨區公所，打擊、斗爭土豪劣紳，向土豪劣紳派糧派款，收繳地主武裝的武器彈藥，準備攻打遂昌縣城。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在浙西南領導開展武裝斗爭。8月，在國民黨正規軍和遂昌縣地方武裝的聯合“進剿”下，遂昌縣工農革命軍的武裝暴動遭鎮壓，中共遂昌縣委和遂昌縣工農革命軍解體。

　　1928年9月，在浙西特委派員指導下，中共縉云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縉云壺鎮召開，建立中共縉云縣委和共青團縉云縣委。10月，中共縉云縣委建立縉云縣農民協會常務委員會，領導貧苦農民開展二五減租斗爭。12月，浙西特委撤銷，縉云縣委、宣平縣委改屬省委領導。1929年1月，縉云縣委書記被捕。4月，由于浙江環境過于惡劣，浙江省委機關屢遭破壞，兩年不到省委主要領導人十易其人，故中共中央被迫暫時撤銷浙江省委建制，建立直屬中央領導的6個中心縣委。6月，繼任的縉云縣委負責人脫黨，縉云縣委解體。同年秋，中共永嘉中心縣委派員到青田縣東北部和縉云縣南部發展中共組織、紅軍游擊隊。12月，中共縉云縣委重建，同時建立縉云縣蘇維埃政府和浙西工農革命軍第×支隊。1930年1月，縉云縣委領導浙西工農革命軍第×支隊舉行武裝暴動。隨后，武裝暴動遭鎮壓，縣委負責人、浙西工農革命軍骨干被迫轉移外地隱蔽。

　　1930年3月，在浙南各地農民紛紛舉行武裝暴動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派胡公冕到浙南，建立浙南紅軍游擊總指揮部，開展武裝斗爭?？N云縣南部和青田縣的農民武裝被編入該部，參加了攻打處州府城等戰斗。5月，根據中央指示，在浙南紅軍游擊總指揮部的基礎上，列入中央軍委序列的全國14支紅軍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簡稱紅十三軍）在永嘉縣成立，下轄三個團，共4000余人，鼎盛時達6000余人。其中，縉云、青田籍紅軍約2000人，分別編入第一團和第三團。紅十三軍在浙西南開展了金竹繳槍、唐市阻擊戰、攻取縉云縣城、攻打縉云壺鎮及青田萬山阻擊戰等戰斗，其中攻取縉云縣城戰果最大，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報道了此次戰斗。受此鼓舞和影響，麗水、青田、松陽、遂昌、縉云、宣平、龍泉等縣此起彼伏地爆發了20多處農民武裝暴動。

　　浙江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活動于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區的紅十三軍和各地紅軍游擊隊、農軍，受中共中央“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建立之初就把攻打中心城市作為主要行動目標，致使革命武裝一建立就遭國民黨軍重兵進攻，至1930年底，紅十三軍和各地農民革命武裝的斗爭慘遭鎮壓，中共組織負責人、紅十三軍連長以上指揮員、各地農民革命武裝領導人大多被捕犧牲，中共縉云縣委解體，重新積累的革命力量又遭嚴重摧殘。

　　以中共永康中心縣委書記李立卓、縉云縣委書記盧湛、紅十三軍第三團分隊長盧勇烈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紅軍指戰員，為革命事業慷慨就義的英勇壯舉，鼓舞著幸存者堅持斗爭?？N云縣東北部和永康縣境幸存的中共黨員和紅十三軍第三團余部，秘密聯絡，組成小規模的紅軍游擊隊，隱蔽于縉（云）永（康）邊境山區，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下堅持斗爭。

　　1932年冬，奉中共永康中心縣委指派，中共黨員朱金寶到遂（昌）宣（平）湯（溪）邊區開辟工作，發展黨員。朱金寶遵照組織指示，只發展黨員，不建立組織，直至1933年冬，才在松（陽）麗（水）宣（平）邊境建立中共靄溪支部。1933年秋，中共縉云縣工作委員會（簡稱縉云縣工委）建立，隸屬于中共東陽中心縣委，下轄6個支部，有黨員30余人。1934年7月，根據東陽中心縣委指示，縉云縣工委開始籌建革命武裝，準備創建革命根據地。同年秋，縉云、永康籍的紅十三軍第三團余部組建浙西紅軍游擊隊，活動于永康、縉云、東陽、仙居等縣邊區，開始創建以縉云縣黃弄坑為中心的浙東游擊根據地。

　　1934年6月，由于“左”傾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運動，調動和牽制圍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掩護中央實施戰略轉移（長征），中共中央決定，抽調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簡稱紅七軍團）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簡稱抗日先遣隊），北上行動。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隊從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出發，開始北上行動。8月，先遣隊由福建轉戰到浙西南，進占慶元縣城；取得竹口大捷，擊潰國民黨浙江省保安隊，殲敵300余人，俘敵200余，活捉慶元縣長，繳獲迫擊炮兩門、輕重機槍11挺、長短槍200余支。接著轉戰龍泉縣八都、小梅。先遣隊一路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其隨軍銀行用銀元兌換部隊購物支付給群眾的蘇區紙幣，被群眾稱為“仁義之師”。9月，先遣隊離開閩北繼續北上，留下第五十五團二營政委洪家云率兩個連150人，在閩浙邊活動，開辟新的游擊區。洪家云率部頻繁活動到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區，攻打了龍泉的住溪、長安，兩度攻打了遂昌的王村口。10月，在先遣隊的掩護下，中共中央、中央紅軍主力8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長征。

　　1935年1月，奉命繼續北上行動以策應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抗日先遣隊，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到國民黨軍重兵圍攻，指戰員大部分犧牲，僅少量部隊突出重圍，領導人方志敏等被俘后犧牲，北上行動失敗。

　　1935年2月，根據中央分局電令，以抗日先遣隊的先頭部隊和突圍部隊為基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簡稱挺進師），進入浙江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以積極的作戰行動，打擊、吸引和牽制敵人，從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2月下旬，全師538人的挺進師，在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下，從江西省橫峰縣篁村槎源塢出發，踏上挺進浙江的征途。在全國革命形勢陷入低潮之時，挺進師指戰員以大無畏的精神，肩負先遣隊未竟的使命，誓死挺進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浙江。挺進師穿越國民黨軍重重封鎖線，艱難轉戰，途中遭國民黨軍襲擊，電臺被毀，從此與中央和上級失去聯系，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對此，挺進師領導人獨立自主地擔當起挺進浙江的艱巨任務。

　　3月上旬，挺進師進抵閩北崇安縣車盆坑，洪家云部歸隊，挺進師部隊恢復到500余人。部隊在崇安縣車盆坑、嵐谷進行整訓。為加強領導、便于指揮，以適應游擊戰爭，挺進師建立以劉英為書記的師政治委員會（簡稱政委會），作為挺進師行動區域內最高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將政治部、保衛局、供給部、衛生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和宣傳員編為一個政治連，以增強作戰力量；根據各部戰斗力強弱、作風特點異同等，將部隊整編為三個縱隊，為增強各縱隊領導力量，便于部隊在任何環境中均可分散或集中行動，各縱隊設立行動委員會。

　　經半月整訓后，挺進師轉戰至浙閩邊，在壽寧、政和、松溪、浦城、崇安、慶元、龍泉、景寧等縣往返作戰，以期打開進入浙西南的通道、與閩北和閩東方面取得聯絡、配合。4月下旬，挺進師在慶元縣齋郎精心部署，迎擊被吸引而至的浙閩兩省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4月28日，齋郎戰斗打響，挺進師以500之眾，迎擊3000余敵，首先擊潰地主武裝大刀會1000余人，接著將1200余人的浙江保安第一團引誘至預設的主戰場，集中火力圍殲，斃傷敵300余人，俘敵200余人。尚未投入戰斗的福建保安第二團1000余人，見勢不妙，倉皇逃回福建境內。齋郎戰斗取得完全勝利，打開了進入浙西南的通道。

　　5月9日、10日，乘勝挺進浙西南的挺進師，進抵浙西南腹地松（陽）遂（昌）龍（泉）邊區的松陽縣安岱后村、斗潭村一帶，受到以陳鳳生、盧子敬、陳丹山為首領的“青幫”群眾的歡迎和支持，有了群眾依托。因此，挺進師即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開辟根據地。第二縱隊和政治連一部依托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游擊區，開展根據地創建工作；第一縱隊和政治部、政治連一部及地方工作團，依托“青幫”群眾，在松（陽）龍（泉）遂（昌）云（和）邊開展根據地開辟工作；粟裕、劉英率第三縱隊轉戰于浙贛鐵路中段以南廣大地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活動，掩護第一、第二縱隊開展地方工作；以通訊人員為基礎組建的第四支隊到閩浙邊活動，設法聯系閩東、閩北黨組織。挺進師公開提出“打土豪，開倉濟貧，幫助群眾戰勝饑荒”的口號，每到一地，首先消滅國民黨的區鄉武裝和地方反動勢力、摧毀反動基層政權，然后發動群眾，開倉濟貧，打土豪分發浮財，召開群眾大會，宣傳和組織群眾投身革命。5月24日，粟裕、劉英所率之部與黃富武所率之部會合于遂昌縣姚嶺村，尾追“進剿”之敵約8個團的兵力立即合圍而至。挺進師即借夜幕的掩護，分南北兩路，由當地向導帶路，跳出敵人包圍圈，并誘使敵人展開了一場自相火拼。

　　6月上旬，挺進師各部會合于松陽縣小吉村，挺進師政委會即在此召開會議，總結一個月的工作，部署下階段工作任務。會議決定，建立浙西南第一個全區性黨組織——中共浙西南特委，加強地方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建立浙西南軍分區，加強挺進師部隊和地方游擊隊建設；第四支隊擴建為第四縱隊，重新配備干部；松陽、龍泉、遂昌部分地方武裝組建為挺進師獨立第十五支隊；部署各部的工作任務。

　　會后，各部按照會議部署分頭行動：第一縱隊挺進浙東行動；第四縱隊到閩浙邊界活動，繼續設法聯系閩東、閩北黨組織；其余各部在浙西南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

　　7月上旬，擔任中共浙西南特委書記僅僅一個月的宗孟平犧牲，黃富武繼任特委書記。同月，挺進師第十五支隊擴編為第五縱隊，松陽、遂昌、龍泉地方游擊大隊擴編為松（陽）遂（昌）龍（泉）游擊總隊。同月下旬，挺進師師部進駐至遂昌縣王村口，以此為領導中心，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7月25日，針對浙江省當局深入遂昌設立“剿匪指揮部”、再次“進剿”挺進師之情，挺進師政委會在王村口蔡相廟召開會議，決定主動出擊，開展八一大示威行動，把革命形勢引向縱深發展。7月29日，挺進師在王村口天后宮舉行八一誓師大會，會后襲擊了衢州、龍游、湯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鎮19個，繳獲長短槍100多支、輕機槍2挺，擴充紅軍新戰士400余人，籌集軍餉數萬元，不僅再次粉碎敵人的“進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燒到浙贛鐵路線，威脅到金華、杭州等城市。同時，挺進師通過坑里、葛程、上田等戰斗，堅決打擊進入浙西南之敵。挺進師的武裝斗爭，極大地推動了根據地建設。

　　1935年8月，以松（陽）龍（泉）遂（昌）江（山）浦（城）五縣邊境為中心、方圓百余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據地形成。在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普遍建立了各級黨、政、軍、群眾組織。在龍泉、浦城邊區建立了中共龍（泉）浦（城）縣委及其下轄的小北區委、大北區委，在松陽縣境建立了竹溪區委、玉巖區委，在遂昌縣境建立了王村口區委，在遂（昌）湯（溪）邊境建立了遂（昌）湯（溪）區委，各區委下屬共建立了50多個支部，擁有黨員500余人。根據地的青壯年農民踴躍參加紅軍，出現父送子、妻送郎參軍的動人場面，游擊隊人數達到千余人，挺進師部隊發展到1200余人。根據地內建立了玉巖、住溪、王村口3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和200余個區、鄉、村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工會、農會、婦女會、共青團、兒童團等革命群眾組織。根據地中心區域開展了以查田造冊、插標分青苗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呈現出“分田分地真忙”、窮人揚眉吐氣的新景象，形成了全國革命低潮中的一個局部革命高潮。

　　浙西南的革命斗爭，使國民黨當局極為震驚。1935年8月，鑒于閩浙兩省保安團隊對付不了紅軍挺進師的境況，國民黨當局成立以衛立煌和羅卓英為正副指揮官的“閩贛浙皖邊區清剿總指揮部”，調集以第十八軍為主力的共32個團約七萬兵力，于9月19日開始大舉“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據地。

　　當國民黨軍大舉“清剿”浙西南時，挺進師和地方游擊隊、地方干部一共僅3000余人，敵我力量相差懸殊。面對嚴峻形勢，挺進師采取“敵進我進”反“清剿”方針，留下第二、五兩個縱隊在根據地內堅持斗爭，主力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挺進敵后，吸引、調動國民黨軍。挺進師主力進抵慶元、景寧邊境時，分兵行動：第三縱隊第九支隊奉命進入慶元、景寧、云和以南，泰順、壽寧以西北地區活動，同時聯系第四縱隊；第一縱隊第一支隊挺進浙東，尋找浙東黨組織，鞏固、擴大浙東游擊區，以期吸引和調動國民黨軍，減輕根據地壓力；劉英、粟裕率師直屬隊和第一縱隊第三支隊、第三縱隊第七支隊等南下閩浙邊境活動。

　　但是，國民黨軍主力并不受挺進師調動，僅派出五個團“追剿”挺進師主力，大部隊則死死箍住浙西南，血洗革命根據地。在敵我眾寡極為懸殊的嚴峻形勢下，堅持于根據地內的第二、第五縱隊及地方游擊隊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戰斗。至10月底，浙西南革命根據地遭國民黨軍血洗，中心區域喪失，地方黨組織、蘇維埃政府、革命群眾組織被破壞殆盡，黃富武和陳鳳生、盧子敬、陳丹山、李金成等地方黨政軍領導人相繼犧牲。第二、五縱隊指戰員大部分在戰斗中犧牲、被俘、失散。幸存的紅軍分別向龍（泉）浦（城）邊境轉移，被第二縱隊政委洪家云聚集在一起，隊伍又集結到30余人。他們在洪家云率領下，堅持在龍（泉）浦（城）邊境的碧龍、青龍源、口嶺頭、毛洋、蘭花蓬、金竹崗一帶深山密林中。在嚴密的封鎖下，他們躲過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追擊，挖野菜、采野果充饑。野菜枯了，野果沒了，就挖苞蘿（玉米）根煮湯喝，挖鼠穴尋找食物，以便求得生存。他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但堅持斗爭的意志依然頑強。至1935年12月底，洪家云等乘國民黨軍與浙江省保安隊換防的空隙，突出敵人包圍，輾轉抵達遂昌、江山邊境的遂昌縣湖岱口鄉一帶。此時，洪家云部只剩下了十二三人。在群眾的幫助下，洪家云等與跳出包圍圈吸引牽制敵人的李重才率領的第二縱隊四支隊余部會合，這五六十人即由洪家云、李重才率領，在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境堅持斗爭。

　　10月5日，突圍挺進到閩浙邊境的挺進師主力，在粟裕、劉英率領下，到達閩東壽寧縣鄭家坑，與葉飛率領的閩東紅軍游擊隊會合。為聯合對付敵人的統一進攻，雙方決定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以便統一領導雙方的斗爭。11月7日，閩浙邊臨時省委在泰順縣白柯灣村成立。根據國民黨軍不受調動、欲徹底摧毀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挺進師決定立即創建新的根據地。挺進師即以閩東黨組織已有工作基礎的（福）鼎平（陽）地區為依托，在閩浙邊開展游擊斗爭，向北發展，建立根據地。

　　這時，由劉達云率領的第一縱隊第一支隊進入浙東以后，一邊轉戰于青田、縉云、永康、東陽、仙居、天臺、臨海、黃巖、新昌、永嘉等縣，一邊尋找浙東黨組織。因浙東黨組織在此之前已遭破壞，所以尋找未果。孤軍奮戰的第一縱隊第一支隊連續遭受國民黨軍“追剿”，從出發時的八九十人，至11月底僅存10余人，隱蔽堅持在縉云、永康、仙居、東陽四縣邊境山區。1936年2月，第一縱隊第一支隊余部在縉云縣黃弄坑與浙西紅軍游擊隊改建的浙西工農紅軍獨立團余部會合，建立中共浙東特委及其下轄的中共縉云縣委等黨組織，共同堅持斗爭，在永（康）縉（云）邊界創建了小塊游擊區。

　　1936年2月，挺進師主力部隊組建為浙西南獨立師，由師長粟裕率領四處游擊，牽制國民黨軍，并返回浙西南尋找失去聯系的第二、五縱隊，掩護和保衛臨時省委開展閩浙邊游擊根據地的建設。3月，在群眾的支持下，洪家云、李重才率領的第二、五縱隊余部已在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區恢復了自江山縣周村到遂昌縣湖岱口的小塊游擊根據地。4月，第二、五縱隊余部又遭國民黨軍“清剿”，李重才、洪家云等相繼犧牲，隊伍僅剩下20余人，轉移到了龍（泉）浦（城）邊境。此時，粟裕率部轉戰到龍（泉）浦（城）邊境，找到第二、五縱隊余部，遂將第二、五縱隊余部帶到臨時省委駐地休整。之后，粟裕率部再次返回浙西南，轉戰于青田、麗水、宣平、永康、縉云，經永嘉返回浙南。

　　1936年6月，“兩廣事變”爆發。國民黨第十八軍調離浙江，浙西南敵情趨緩。閩浙邊臨時省委抓住時機，加快推進革命形勢發展，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挺進師第二縱隊，由粟裕率領返回浙西南，恢復浙西南的工作。粟裕率部第三次返回浙西南，拔除了龍泉縣住溪、遂昌縣王村口、浦城縣黨溪和白巖等地的反動武裝據點，為浙西南特委恢復游擊根據地打開了局面。接著，浙西南特委留在浦城、龍泉、江山、遂昌等縣邊境，開展恢復根據地工作，粟裕率第二縱隊轉戰到宣平、麗水、青田等地，吸引國民黨軍，掩護特委開展工作。

　　之后，挺進師從報刊上了解到全國抗日形勢的發展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槍口對外，一致抗日”主張，于是開始自覺地調整斗爭策略和政策：比如，將打土豪分浮財的“沒收委員會”改為征收抗日捐的“征收委員會”；將“窮人不打窮人”的口號改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對國民黨鄉鎮保長由原來的鎮壓改為以爭取為主，等等，為挺進師實現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此間，浙西南特委重建了中共龍（泉）浦（城）縣委及其所轄的大北、小北區委，新建了江（山）浦（城）縣委、龍（泉）遂（昌）縣委及其所轄的住龍、王村口區委。特委和各縣委、區委、支部在各地建立農會、婦女會、共青團、兒童團等群眾組織，發動農民開展抗租、抗稅斗爭。以龍泉、浦城、江山、遂昌四縣邊境為中心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得到恢復重建。

　　1936年7月，粟裕率部轉戰到縉云縣黃弄坑，找到劉達云率領的第一縱隊余部，將其帶到閩浙邊省委駐地休整。離開時，劉達云等錯誤處理了浙西工農紅軍獨立團負責人及其第一大隊骨干（包括中共縉云縣委負責人），第一大隊由此消失。8月，閩浙邊臨時省委決定，將青田、縉云、麗水、云和、景寧、泰順等數縣邊境地區劃為浙東南地區，建立中共浙東南特委，由浙東特委書記劉達云同時擔任浙東南特委書記，率領已補充人員的挺進師第一縱隊到浙東南創建根據地。同年冬，因叛徒出賣，浙西工農紅軍獨立團第二大隊大隊長被捕遇害，第二大隊解體，浙西工農紅軍獨立團和縉云當地黨組織、紅軍因此不復存在。

　　從1936年春夏到11月，是挺進師的革命斗爭發展最順利的一個時期。挺進師抓住國民黨軍主力調離浙江的有利時機，創建了以（福）鼎瑞（安）平（陽）泰（順）為中心的縱橫200余公里的浙南游擊根據地，恢復和開辟了浙西南和浙東游擊根據地。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倡議，停止了對陜甘寧邊區的軍事進攻，但卻加緊部署南方的軍事“清剿”，欲在抗日高潮到來前消滅南方的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在閩浙贛皖地區，國民黨當局成立以劉建緒為主任的“閩浙贛皖邊區主任公署”，于次年1月調集43個團約10余萬兵力，大規?！扒褰恕彼氖∵厖^的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浙西南又是被“清剿”的重點。

　　針對國民黨軍大拉網式的“清剿”，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決定，劉英率部分武裝隨同省委機關繼續在浙南活動，粟裕率部第四次返回浙西南，化整為零，分散打游擊，牽制敵人，減輕省委的壓力。粟裕率一部活動于遂昌、龍泉、松陽、宣平、麗水等縣，謝文清率一部活動于遂昌、宣平、湯溪邊區，劉達云、張友昆率一部到浙東活動，范連輝率一部到浙東南活動，浙西南特委與第二縱隊繼續在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區活動。

　　1937年3月，在緊張的反“清剿”斗爭中，臨時省委收到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五項要求、四項保證”電文。據此，臨時省委立即發出快郵代電，呼吁國民黨閩浙贛皖邊區主任公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倡議雙方派代表舉行合作抗日和談。4月，粟裕部活動至遂昌、宣平、湯溪邊區，與謝文清部會合，開始鞏固和發展遂（昌）宣（平）湯（溪）游擊根據地。5月，閩浙邊臨時省委的和談倡議得到國民黨閩浙贛皖邊區主任公署回應。但是，在平陽舉行的和談中，國民黨方面毫無誠意，企圖收編紅軍，致使和談破裂。于是國民黨軍繼續“清剿”紅軍，紅軍被迫繼續開展反“清剿”斗爭。在反“清剿”斗爭中，中共浙西南特委書記許信焜、副書記楊干凡相繼犧牲。

　　雖然斗爭環境極為惡劣，但是挺進師緊緊依靠群眾，出色地開展了反“清剿”斗爭。粟裕、謝文清率部鞏固發展了遂（昌）宣（平）湯（溪）游擊根據地；中共龍（泉）浦（城）縣委書記張麒麟、中共龍（泉）遂（昌）縣委書記曾友昔和第二縱隊第一大隊政委曹景垣等率領第二縱隊，堅持斗爭在龍（泉）浦（城）江（山）遂（昌）邊游擊根據地；范連輝率領第一縱隊第一大隊，堅持斗爭在浙東南地區的青田、縉云、麗水、云和、景寧和泰順等數縣邊境。各地紅軍靈活機動地反“清剿”斗爭，使國民黨軍的“清剿”始終“未奏膚功”。在反“清剿”斗爭中，紅軍自覺調整策略和政策，宣傳、呼吁、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8月，在抗日救亡浪潮進一步高漲的形勢下，劉建緒不得不重新派代表與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舉行合作抗日和談，最終達成協議。9月，與臨時省委失去聯系、率部活動在遂（昌）宣（平）湯（溪）游擊根據地的粟裕，從形勢和傳聞中分析并證實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之情，立即向國民黨遂昌縣當局發出合作抗日建議書。9月18日，遂昌縣當局復函，要紅軍派全權代表到金岸和談，欲收編紅軍。粟裕識破對方陰謀，堅持要對方派代表到根據地談判。10月14日，遂昌縣當局代表抵達門陣，粟裕派謝文清、劉清揚與之舉行合作抗日和談，達成協議。至此，挺進師在浙西南、浙南的三年游擊戰爭結束，第二次國共合作在浙江形成。

　　抗戰全面爆發后，日軍迅速擴大戰爭，將戰火從華北燒到江南。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14日，日軍空襲轟炸杭州；11月，日軍在杭州灣北岸登陸；12月，錢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區淪陷，24日杭州淪陷。日軍所到之處肆意燒殺淫掠，暴行累累。

　　杭州淪陷前夕，浙江省政府遷至永康縣方巖，建設廳、教育廳等機關和大批工廠、企業、學校遷至浙西南各縣。為阻滯日軍南侵，國民政府軍于12月23日炸毀剛建成通車僅3個月的錢塘江大橋，使浙江境內日軍與中國軍隊形成隔錢塘江對峙的局面。

　　1937年10月至11月，分散在浙西南、浙南等地的紅軍游擊隊陸續匯集到平陽縣山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準備隨時開赴前線抗日。

　　為恢復和發展浙江黨組織，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937年11月，徐潔身任書記的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省臨工委）建立。12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在浙南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特委以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團的名義，從浙南返回浙西南開展工作，并派員與龍泉、浦城、遂昌等縣政府談判，建立合作抗日統戰關系，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

　　此時，一大批從上海、江蘇、杭州、嘉興等淪陷區撤退南下的中共黨員、進步青年集結在金華。12月，中共黨員張貴卿根據上級指示，與中共同濟大學特別支部書記汪海粟一起，在金華建立中共浙南特別工作委員會（簡稱浙南特別工委）。浙南特別工委率領百余名中共黨員、進步青年到麗水，以省政府建設廳為基地，與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和省建設廳廳長伍廷飏等上層人士建立統戰關系，推動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中共組織建議在建設廳下設立戰時物產調整處以發展戰時經濟，將百余名共產黨員、進步青年以物產調整處鄉村建設指導員等公開合法身份，分配到各縣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省臨工委指派委員張三揚等一批中共黨員到龍泉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張三揚與劉英聯系后，建立了直屬閩浙邊臨時省委的中共龍泉特別支部。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恢復建立了龍泉、遂昌、江（山）浦（城）三個縣委和龍泉八都、道太、住龍及遂昌王村口等四個區委。各地黨組織一面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一面發展壯大自身組織。

　　同年2月，省臨工委改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員會。2月底，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到平陽，向劉英、粟裕傳達中共中央關于閩浙邊紅軍編入新四軍和成立浙江臨時省委的指示。經協商，粟裕率部到皖南上抗日前線，劉英留在浙江主持黨的工作。3月18日，由浙西南、浙南等地集結于平陽的紅軍改編的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七團隊400余人（另有60余人于4月開赴皖南前線），在粟裕率領下開赴皖南前線抗日。5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撤銷，成立以劉英為書記的中共浙江臨時省委（9月改為浙江省委）。

　　在中共組織的幫助和推動下，浙江省政府頒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基礎制定的《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簡稱《綱領》）?！毒V領》的頒布實施，使抗戰初期的浙江有了一個國共兩黨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礎，為推動浙江抗日救亡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支援皖南新四軍抗戰，經省政府同意，在溫州、平陽和麗水等地設立了新四軍辦事機構。經中共黨員建議，浙江省政府號召全省各縣建立戰時政治工作隊（簡稱政工隊），其隊員多為中共黨員。由于共產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政工隊成了動員、組織民眾抗日的重要力量，是浙江“戰時政治進步的表現之一”?？箲鸪跗?，浙江抗日救亡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在浙西南，各種救亡團體、報刊和書店大量涌現。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協助下，散落在閩浙兩省的臺灣同胞組建的“臺灣義勇隊”在金華成立，其隊員一度發展到200余人。它以浙江為基地，活躍在東南各省，宣傳和動員民眾參加救亡，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發展戰時經濟，增強抗戰實力，中共組織通過統戰關系，先后向省政府提出一系列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工作建議：建議將云和、龍泉、遂昌三縣從省民政廳劃歸省建設廳管轄，列為“戰時經濟建設實驗縣”，并推薦進步人士擔任縣長；建議建立麗水太平、云和小順、松陽古市、遂昌大柘、龍泉八都、慶元竹口、青田?？?、宣平曳嶺等八個“特約戰時經濟建設實驗區”；建議在省建設廳內設立“戰時合作事業管理處”，下設省戰時合作工作總隊和合作事業促進會，在浙西南十縣建立合作工作指導室和合作工作隊。

　　這些建議經省政府同意后實施，中共組織通過省建設廳，先后分數批將數百名中共黨員、進步青年派往各縣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這些中共黨員、進步青年以鄉村建設指導員、政工隊隊員、合作工作隊隊員、民眾教育館館員等公開、合法身份，宣傳實施《綱領》，激發了浙西南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數萬青壯年參軍上前線，壯大了抗日武裝；民主選舉鄉保甲長，刷新政治、改革鄉政；推行二五減租政策，減輕了農民負擔，調動了農民參加抗日救亡的熱情；開展了農村合作事業，擴大了茶、棉、桑、油桐、麻等經濟特產的生產，發展了農村經濟建設，增強了抗戰實力，提高了農民收入。浙西南中共組織抓住國共合作機會，積極開展工作，有效地促進和推動了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使浙西南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民抗戰”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高潮。通過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共組織自身迅速恢復、發展、壯大。

　　1938年5月，中共浙江臨時省委決定，浙西南各地中共組織實行統一領導，中共浙西南特委改為中共處屬特委，撤銷浙南特別工委，所屬組織劃歸處屬特委領導。至此，堅持浙西南革命斗爭的紅軍干部與外地知識青年干部會合，不同組織系統的中共組織統一到處屬特委的領導之下。處屬特委機關駐龍泉縣水塔村，麗水城內的工作由特委委員張貴卿、周源等負責。臨時省委在麗水城內設立了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開辟了從麗水到皖南的交通線路。此后，麗水和上海、溫州等地的抗戰物資，經麗水輸送到新四軍部隊，許多中共黨員、進步青年通過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介紹，奔赴皖南、延安投身抗日救國。

　　在國共合作抗日中，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反共逆流。1938年10月，國民黨頑固派襲擊、查封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逮捕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謝文清等7人。為避免再遭損失，省委主動關閉設在麗水的新四軍駐浙江辦事處。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動方針，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浙西南，國民黨頑固派查封進步書店，捕殺共產黨員，中共組織從原來公開和半公開的活動方式被迫轉入地下活動；身份有所暴露的中共黨員被迫從政府機關和政工隊等抗日救亡團體中撤離。

　　1939年3月，根據眾多機關、企事業單位撤到浙西南，浙西南逐步成為浙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浙西南的抗日救亡形勢還處于發展階段的情況，為更好地領導全省黨的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中共浙江省委領導機關從溫州遷駐麗水城內，并建立多處秘密工作、聯絡機關，開始在麗水城領導全省黨的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4月2日至3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身份視察東南抗日前哨工作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到麗水視察抗戰工作，視察了位于云和縣小順的浙江省鐵工總廠，為工人作抗戰演講，激發了浙西南民眾的抗戰熱情。4月5日，浙江省委領導成員從麗水出發到金華聽取周恩來指示。周恩來向浙江省委傳達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對黨在浙江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周恩來指出：浙江黨的組織經過1938年的大發展，今后要加強鞏固工作。雖然也要繼續發展，但鞏固重于發展，質量重于數量。對來歷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黨員要進行審查，嚴防國民黨特務和漢奸混入黨組織。同時，要加強黨員教育，培養軍事干部，派他們到淪陷區去工作。省委將周恩來的指示以《關于學習貫徹周恩來同志指示的決定》發到各地，對全省黨組織提出新的工作要求。省委在麗水先后召開了全省宣傳工作會議、全省婦女工作會議，籌備了全省組織工作會議、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與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同志建立了秘密聯絡。

　　浙西南成了浙江抗戰的大后方，又一度是中共浙江省委的機關駐地，因此浙西南也成了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新四軍軍部在浙江的一個重要工作地區。東南分局設有專職政治交通員，負責與浙江省委的聯絡，并給浙江省委配備了電臺及電臺技術人員。省委將電臺架設在龍泉老區，由處屬特委具體負責使用、保護和傳送電文。

　　1939年4月11日至13日，中共處屬地區代表會議在龍泉召開。會議聽取了特委書記張麒麟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報告，總結了抗戰以來處屬地區黨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工作，選舉張麒麟、周源、傅振軍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這是民主革命時期浙西南唯一的一次全區黨員代表會議。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平陽召開。處屬地區代表張麒麟、周源、傅振軍出席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劉英代表省委所作的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以劉英為書記的新的浙江省委和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通過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浙西南中共組織自身得到快速發展。到1940年6月，中共處屬特委下轄龍泉、遂昌、江（山）浦（城）、云和、慶元、麗水、青田七個縣委，宣（平）遂（昌）湯（溪）、景寧、松陽三個縣工作委員會，宣平、縉云兩個縣特別支部，共12個縣級組織和浙江省鐵工總廠黨委，下屬26個區委5個分區委200余個支部，黨員人數從1937年的1219人發展到1940年的4888人。

　　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和恐慌。1940年上半年，國民黨頑固派取消各縣的鄉村建設指導室，將各縣的政工隊改組為三青團管轄的青年服務隊，致使在各縣政府機關和政工隊、合作工作隊、鄉村建設指導室、民眾教育館工作的中共黨員、進步青年被排擠，失去公開合法職業，無法立足。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逆流，為預防突然事變，減小損失，194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決定，將老區工作與新區工作分開，中共處屬特委改為中共閩浙邊委員會（簡稱閩浙邊委），負責老區工作，下轄龍泉縣委、遂昌縣委、江（山）浦（城）縣委、云和縣委和松陽縣工委，機關駐地為龍泉縣住龍鄉水塔和寶溪鄉高山、胡住溪等地；建立中共麗水中心縣委，傅振軍任書記，負責新區工作，下轄麗水縣的三個直屬區委和兩個分區委、青田縣委、縉云縣工委，機關駐地為麗水縣城。根據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麗水中心縣委和閩浙邊委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分開，逐步撤離政治面貌有所暴露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撤至皖南新四軍部隊中。

　　1940年冬，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對中共麗水中心縣委領導的青田縣石帆地區、中共浙南特委領導的青（田）景（寧）麗（水）云（和）邊境地區展開軍事進攻，一批基層中共組織遭破壞。12月，閩浙邊委委員、組織部長周源在邊委會議上傳達中共中央東南局關于“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會議決定建立中共龍（泉）云（和）邊縣委和龍（泉）慶（元）邊縣委。

　　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籠罩全省。浙西南各地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抗日救亡形勢急轉直下。中共浙江省委決定，中共麗水中心縣委改為中共處屬特委，云和、景寧兩縣黨的工作從閩浙邊委劃歸處屬特委領導。同月，國民黨頑固派向閩浙邊委工作地區展開軍事進攻，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被迫自新脫黨，基層中共組織遭嚴重破壞。龍（泉）云（和）邊縣委書記遭襲擊犧牲，龍（泉）慶（元）邊縣委書記被捕，兩縣委遭破壞。閩浙邊委和龍泉縣委機關從鄉村隱蔽上山。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國共合作、如火如荼的浙西南抗日救亡局面蕩然無存。閩浙邊委、遂昌中心縣委、龍泉縣委采取單線聯系，全力恢復、鞏固基層組織。

　　1941年4月，根據東南局指示，省委領導機關從麗水重新遷到溫州。9月，省委指示處屬特委配合開展省委領導機關遷到福建浦城山區的工作。同年冬，處屬特委將黨的委員會制改為單線聯系的特派員制，開始執行“隱蔽精干”方針。而閩浙邊委干部以集中上山隱蔽方式堅持斗爭，仍然開展打土豪籌集活動經費，招致國民黨頑固派更加嚴厲的軍事進攻，斗爭環境日益惡化。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賣，劉英在溫州被捕（5月犧牲），浙江省委遭破壞。國民黨頑固派妄圖借此徹底摧毀浙江的中共組織，加緊“清剿”浙西南、浙南各地的中共組織。同月，省委交給處屬特委保管的電臺被國民黨頑固派搜走；中共遂昌中心縣委遭破壞。3月，連續遭受國民黨軍“追剿”的閩浙邊委和龍泉縣委領導機關為了擺脫困境，保存力量，決定撤離龍泉，向遂昌、宣平轉移。5月，因叛徒出賣，轉移途中的閩浙邊委機關在遂昌縣山井村遭國民黨軍襲擊，書記張麒麟犧牲，邊委遭破壞。在此革命斗爭陷入困境之時，幸存的三名閩浙邊委委員在遂昌召開黨員骨干會議，吊唁烈士、堅定信念、增強信心。會議決定，組建中共閩浙邊臨時委員會（簡稱閩浙邊臨委），獨立擔當起領導閩浙邊革命斗爭的重任。從此，閩浙邊臨委和處屬特委在既無上級領導、又斷絕經費來源的困境下，獨立、頑強地堅持領導革命斗爭。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破壞性地轟炸浙贛境內的麗水、衢州、玉山等機場，以期解除美軍對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脅，并掠奪該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6月開始，縉云、麗水、青田、遂昌、松陽等縣相繼遭日軍地面入侵。日軍到處燒殺淫掠，狂轟濫炸，并以細菌戰殘害浙西南人民。日軍的暴行，激起麗水軍民的強烈憤慨，中共組織不顧遭受國民黨頑固派“剿共清鄉”的惡劣環境，積極帶領群眾抗擊日軍暴行。其中，7月31日，青田縣萬山村支部組織30余名黨員、民兵開展了抗日護礦斗爭，將日軍裝袋待運的鉬礦砂倒入山澗，拆毀其采礦機器零件。

　　在6月24日麗水城淪陷前夕，中共處屬特委將領導機關從麗水城郊先后遷移到麗水縣北埠及云和縣山錦、崗頭庵等山村，兩次召開特委會議，研究貫徹隱蔽精干方針。會議認為，在黨組織未建立武裝的情況下，還不能直接抗擊日軍入侵，只能組織、帶領群眾避免或減少遭日軍蹂躪，靈活機動地打擊零星的日軍。會議決定，所屬干部改變活動方式，或隱蔽在農村黨員家中，專職開展地下工作；或白天以小貨郎、做短工等為掩護開展聯絡工作，夜間進村開展群眾工作，以便既開展了工作，又解決了自身生存問題。由此，處屬特委不僅鞏固了原有工作地區，而且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開辟了新的工作地區。

　　與此同時，1942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領導機關隱蔽至景寧縣梅岐山區。在浙南特委的直接指導下，青（田）景（寧）麗（水）邊區黨組織得到發展，干部思想教育得到加強。但是，在國民黨武裝的“清鄉”下，一批縣、區委干部相繼叛變，致使農村基層黨組織迭遭破壞。

　　在此前后，從皖南事變中突圍以及從上饒集中營脫險的數十名新四軍干部，其中包括著名共產黨人馮雪峰，相繼輾轉到浙西南山區，受到浙江省第二兒童保育院等地中共組織的保護，然后輾轉歸隊。處屬特委還根據浙江省鐵工廠被遷移的情況，及時轉移疏散工人黨員到新地區隱蔽。

　　1944年春，遂（昌）宣（平）湯（溪）邊區又遭國民黨武裝“清剿”，活動在該邊區的中共閩浙邊臨委機關面臨危機，在當地黨員掩護得以脫險，被迫轉移到遂（昌）龍（游）邊境和遂昌縣白馬山區，與中共遂昌縣特派員機關一起堅持斗爭。4月，浙南特委領導機關遷離景寧縣境，當地幸存的干部不得不轉移到青田以及麗（水）青（田）松（陽）邊區隱蔽堅持。

　　與此同時，1944年春，中共處屬特委與浙東區黨委取得聯系。為便于與浙東區黨委聯系，處屬特委領導機關從麗水縣境遷移到縉云縣南部山區。經處屬特委幫助，閩浙邊臨委也與浙東區黨委取得了聯系。由此，處屬特委和閩浙邊臨委從浙東區黨委那里看到中共中央和華中局的文件，得到了浙東黨區委工作上的指導和經費上的支援。

　　處屬特委根據浙東黨區委的指導，大力開辟新區，向浙東方向發展；建立武工隊和民兵，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武裝保衛黨組織的基本地區；開倉分糧，救濟災民度糧荒；從隱蔽轉向領導開展半公開的武裝自衛斗爭；從眾多要求參軍的黨員、進步青年中先后選送70多人到浙東參加新四軍，支援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斗爭。處屬特委工作地區革命形勢出現了新局面。閩浙邊臨委根據浙東區黨委的指導，實行干部“群眾化、社會化、職業化”，以做小生意、開荒種地、辦磚瓦廠等各種職業為掩護，開展生產自救和群眾工作，由此走出困境，革命斗爭再未遭受重大挫折。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全國人民期盼從此結束戰亂、過上和平生活。在重慶談判中，為表達中國共產黨的和平誠意，毛澤東主動提出讓出包括浙江在內的南方八個解放區，將部隊撤至隴海路以北和蘇北解放區。9月30日，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和浙東區黨委等黨政機關開始分批北撤。

　　新四軍北撤以后，處屬特委、閩浙邊臨委繼續堅持于浙西南這一中國革命的戰略支點，領導下屬組織做好和平與內戰兩手準備，一面加強黨員“革命必勝”的信念教育，開展群眾工作，爭取和平，一面購置、收集社會槍支，籌集武器，準備開展武裝斗爭。

　　1946年6月，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大舉進攻解放區，“清剿”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組織。1947年春，為利于開展武裝斗爭、發展浙西南革命形勢，閩浙邊臨委和處屬特委合并，組建新的中共處屬特委，統一領導浙西南黨組織及其革命斗爭，干部集中使用，領導中心放在縉云縣境。

　　為實現從隱蔽精干的秘密斗爭轉為公開的武裝斗爭，浙西南黨組織在進一步開展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工作的同時，積極開展革命武裝的重建工作。1947年七八月間，中共浙東工委與處屬特委在縉云縣西青頭村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建立浙江壯丁抗暴自救軍第三總隊（簡稱抗暴軍），聯合開展游擊戰爭?？贡┸娤略O三個大隊，臺（州）屬武裝為第一大隊（尚未建立）；處屬武裝為第二大隊，100余人；金（華）屬武裝為第三大隊，40余人。國民黨浙江省當局獲悉此情，急調省保安隊和縉云、麗水、武義、永康四縣武裝，向縉云縣西青頭、雪峰山一帶“清剿”?？贡┸姳謨陕?，總隊部率第二大隊轉戰麗水、云和、松陽、遂昌、宣平等縣，第三大隊轉戰武義、永康、義烏、浦江、金華、湯溪等縣，在更大范圍的山區群眾中擴大了共產黨的影響，推動了浙西南各縣的革命武裝斗爭。

　　為適應游擊戰爭的開展，浙西南各地黨組織從特派員制恢復到委員會制，團結爭取國民黨基層政權人員，動員和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孤立和打擊頑固分子，擴大革命統一戰線，在城市學生中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和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愛國民主運動，從學生中培養干部。

　　隨著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不斷取得勝利，浙西南的革命斗爭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1948年春，抗暴軍第二大隊兵力擴大到兩個中隊，和各縣武工隊一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8月，俘獲駐扎在縉云縣雙溪口的國民黨縉云縣常備隊，開倉分糧，鞏固和擴大了縉云游擊根據地，自愿參軍參戰的群眾日益增多。9月，部隊擴建為五個大隊、一個獨立中隊，改番號為浙南人民解放軍第三支隊（也稱處屬游擊第三支隊，簡稱處屬游擊支隊）。處屬游擊支隊和各縣武工隊主動出擊，連續開展一系列武裝斗爭，摧毀國民黨區、鄉基層政權，拔除反動武裝據點，除奸反特，收繳民間槍支，切斷國民黨武裝的通訊，消滅運動中的國民黨武裝，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至1948年9月，處屬地區武裝人員發展到1100余人。隨著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白皮紅心”政權的發展，國民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不斷被削弱和摧毀，浙西南游擊根據地逐漸形成并連成一片。

　　1949年1月，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國民黨賴以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被摧毀。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和上級指示，浙西南各地黨組織開始著手接管城市的準備工作。同時，把殲滅國民黨武裝，配合、迎接解放軍南下作為首要任務，更加積極、主動、猛烈地攻擊國民黨武裝據點。

　　3月，中共浙東臨委領導的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縱隊第六支隊（簡稱浙東六支隊）到浙西南，策應松陽、麗水兩縣縣長起義。應浙東六支隊要求，處屬特委下轄的麗（水）青（田）松（陽）邊區和麗（水）武（義）宣（平）邊區的黨組織參與策應起義。兩縣起義后，相繼成立浙東行政公署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及其下轄的松陽縣民主政府、麗水縣民主政府，建立由浙東臨委路南特派員領導的中共松（陽）宣（平）遂（昌）工作委員會、中共麗（水）宣（平）工作委員會，麗（水）青（田）松（陽）邊區武工隊與松陽縣起義部隊合編為松（陽）宣（平）遂（昌）人民游擊支隊，活動于麗（水）武（義）宣（平）邊區的處屬游擊支隊第二大隊與麗水縣起義部隊合編為麗（水）縉（云）永（康）武（義）人民游擊支隊。

　　松陽、麗水兩縣起義震驚了國民黨當局。3月下旬，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整編第十一師，進抵起義地區“清剿”。因敵強我弱，松陽、麗水兩縣黨政軍組織遭受嚴重損失。4月12日夜，國民黨軍第十一師突襲中共處屬特委機關和處屬游擊支隊支隊部駐地縉云縣三溪鄉盛園村。處屬特委率游擊隊主力轉移，并通知各地武工隊、民兵避敵鋒芒。國民黨軍到處尋找處屬特委領導機關和游擊隊主力，妄圖聚而殲之，但始終未能得逞。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國民黨軍第十一師聞訊倉皇逃離縉云。

　　經過長期艱苦斗爭，中共處屬特委相繼建立了五塊大小不一、相互聯絡通暢的游擊根據地，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根據地內建立黨組織和農會、婦女會等革命群眾組織，建立、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團結爭取大多數民眾；建立以“白皮紅心”兩面政權為主、民主政府為輔的革命政權；建立游擊隊、武工隊和民兵三位一體的武裝體系。處屬特委加強部隊的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設立軍事教導隊，培養軍事骨干；征收游擊軍糧，解決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和部隊軍需；建立兵工廠、被服廠，增強部隊武器裝備和軍需后勤供給。在游擊根據地內開展二五減租斗爭，禁止破壞山林，保護工商業和手工業，組織生產自救，保障群眾的生活、生產安全，解決群眾生活困難；禁止賭博，廢除封建落后舊習；調解民間糾紛，部分行使了民主政權的職能。至各縣解放前夕，處屬特委領導的游擊隊、武工隊、民兵實際控制了縉云、麗水、松陽、云和四個縣除縣城外的大部分農村地區和宣平、遂昌的部分農村地區。浙南特委領導的浙南游擊根據地也拓展到了浙西南境內的青田、景寧和麗（水）云（和）邊境，閩浙邊黨組織領導的閩浙邊游擊根據地也拓展到了慶元、龍泉邊境。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拒絕接受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和談破裂。4月21日，毛澤東、朱德下達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統治覆亡。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從皖浙贛邊界、第三野戰軍從蘇浙皖邊界分別挺進浙江。5月3日，浙江省會杭州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省委決定，實行軍事管制，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迅速分配干部接管城市，肅清敵特，建立人民民主政權，恢復和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接著，浙西南各地的游擊隊、武工隊、民兵積極配合解放軍，阻擊、殲滅潰逃的國民黨軍，解放浙西南各縣。4月26日，松（陽）宣（平）遂（昌）人民游擊支隊攻克松陽縣城，解放松陽。4月底，中共處屬特委將活動在縉云的處屬游擊支隊警衛大隊、第一大隊、第三大隊、縉云縣各區委武工隊集中到縉云縣雅江村實行整編，將大隊改編為中隊，以加強部隊實戰能力。5月8日開始，處屬特委領導的游擊隊、武工隊、民兵配合解放大軍相繼解放了遂昌、縉云、宣平、麗水、云和、龍泉、慶元等縣，浙南特委領導的游擊隊和民兵配合解放大軍解放了青田縣、景寧縣。至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至此，百折不撓地堅持了長達23年艱苦卓絕斗爭的浙西南中共組織和浙西南人民，終于迎來了革命的勝利，浙西南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在長達23年的革命斗爭中，由于浙西南處于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革命斗爭環境尤為險惡，浙西南人民為革命事業付出了巨大犧牲，其中革命英烈達1500余人，無名烈士更是難以勝計，中共浙西南特委四任書記宗孟平、黃富武、許信焜、張麒麟和副書記楊干凡，全部在浙西南革命斗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浙西南英雄兒女麻植、蔡鴻猷、季步高、盧湛、盧勇烈、陳鳳生、盧子敬、陳丹山、李金成、潘香鳳、陳奕蘭等等，無一不為革命事業獻出寶貴的生命，甚至還有著“一門六烈士”的光榮家庭。

　　中國共產黨領導浙西南人民的革命歷史，彰顯了共產黨人堅定的革命信念，體現了共產黨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根本宗旨，證明了只有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革命事業才能取得勝利，昭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浙西南人民的新生這一真理。（市委黨研室 胡和平、周德春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