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和恐慌。1940年上半年，國民黨頑固派取消各縣的鄉村建設指導室，將各縣的政工隊改組為三青團管轄的青年服務隊，致使在各縣政府機關和政工隊、合作工作隊、鄉村建設指導室、民眾教育館工作的中共黨員、進步青年被排擠，失去公開合法職業，無法立足。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逆流，為預防突然事變，減小損失，194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決定，將老區工作與新區工作分開，中共處屬特委改為中共閩浙邊委員會（簡稱閩浙邊委），負責老區工作，下轄龍泉縣委、遂昌縣委、江（山）浦（城）縣委、云和縣委和松陽縣工委，機關駐地為龍泉縣住龍鄉水塔和寶溪鄉高山、胡住溪等地；建立中共麗水中心縣委，傅振軍任書記，負責新區工作，下轄麗水縣的三個直屬區委和兩個分區委、青田縣委、縉云縣工委，機關駐地為麗水縣城。根據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麗水中心縣委和閩浙邊委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分開，逐步撤離政治面貌有所暴露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撤至皖南新四軍部隊中。

　　1940年冬，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對中共麗水中心縣委領導的青田縣石帆地區、中共浙南特委領導的青（田）景（寧）麗（水）云（和）邊境地區展開軍事進攻，一批基層中共組織遭破壞。12月，閩浙邊委委員、組織部長周源在邊委會議上傳達中共中央東南局關于“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指示，會議決定建立中共龍（泉）云（和）邊縣委和龍（泉）慶（元）邊縣委。

　　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籠罩全省。浙西南各地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抗日救亡形勢急轉直下。中共浙江省委決定， 中共麗水中心縣委改為中共處屬特委，云和、景寧兩縣黨的工作從閩浙邊委劃歸處屬特委領導。同月，國民黨頑固派向閩浙邊委工作地區展開軍事進攻，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被迫自新脫黨，基層中共組織遭嚴重破壞。龍（泉）云（和）邊縣委書記遭襲擊犧牲，龍（泉）慶（元）邊縣委書記被捕，兩縣委遭破壞。閩浙邊委和龍泉縣委機關從鄉村隱蔽上山。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國共合作、如火如荼的浙西南抗日救亡局面蕩然無存。閩浙邊委、遂昌中心縣委、龍泉縣委采取單線聯系，全力恢復、鞏固基層組織。

　　1941年4月，根據東南局指示，省委領導機關從麗水重新遷到溫州。9月，省委指示處屬特委配合開展省委領導機關遷到福建浦城山區的工作。同年冬，處屬特委將黨的委員會制改為單線聯系的特派員制，開始執行“隱蔽精干”方針。而閩浙邊委干部以集中上山隱蔽方式堅持斗爭，仍然開展打土豪籌集活動經費，招致國民黨頑固派更加嚴厲的軍事進攻，斗爭環境日益惡化。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賣，劉英在溫州被捕（5月犧牲），浙江省委遭破壞。國民黨頑固派妄圖借此徹底摧毀浙江的中共組織，加緊“清剿”浙西南、浙南各地的中共組織。同月，省委交給處屬特委保管的電臺被國民黨頑固派搜走；中共遂昌中心縣委遭破壞。3月，連續遭受國民黨軍“追剿”的閩浙邊委和龍泉縣委領導機關為了擺脫困境，保存力量，決定撤離龍泉，向遂昌、宣平轉移。5月，因叛徒出賣，轉移途中的閩浙邊委機關在遂昌縣山井村遭國民黨軍襲擊，書記張麒麟犧牲，邊委遭破壞。在此革命斗爭陷入困境之時，幸存的三名閩浙邊委委員在遂昌召開黨員骨干會議，吊唁烈士、堅定信念、增強信心。會議決定，組建中共閩浙邊臨時委員會（簡稱閩浙邊臨委），獨立擔當起領導閩浙邊革命斗爭的重任。從此，閩浙邊臨委和處屬特委在既無上級領導、又斷絕經費來源的困境下，獨立、頑強地堅持領導革命斗爭。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戰役，破壞性地轟炸浙贛境內的麗水、衢州、玉山等機場，以期解除美軍對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脅，并掠奪該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6月開始，縉云、麗水、青田、遂昌、松陽等縣相繼遭日軍地面入侵。日軍到處燒殺淫掠，狂轟濫炸，并以細菌戰殘害浙西南人民。日軍的暴行，激起麗水軍民的強烈憤慨，中共組織不顧遭受國民黨頑固派“剿共清鄉”的惡劣環境，積極帶領群眾抗擊日軍暴行。其中，7月31日，青田縣萬山村支部組織30余名黨員、民兵開展了抗日護礦斗爭，將日軍裝袋待運的鉬礦砂倒入山澗，拆毀其采礦機器零件。

　　在6月24日麗水城淪陷前夕，中共處屬特委將領導機關從麗水城郊先后遷移到麗水縣北埠及云和縣山錦、崗頭庵等山村，兩次召開特委會議，研究貫徹隱蔽精干方針。會議認為，在黨組織未建立武裝的情況下，還不能直接抗擊日軍入侵，只能組織、帶領群眾避免或減少遭日軍蹂躪，靈活機動地打擊零星的日軍。會議決定，所屬干部改變活動方式，或隱蔽在農村黨員家中，專職開展地下工作；或白天以小貨郎、做短工等為掩護開展聯絡工作，夜間進村開展群眾工作，以便既開展了工作，又解決了自身生存問題。由此，處屬特委不僅鞏固了原有工作地區，而且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開辟了新的工作地區。

　　與此同時，1942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領導機關隱蔽至景寧縣梅岐山區。在浙南特委的直接指導下，青（田）景（寧）麗（水）邊區黨組織得到發展，干部思想教育得到加強。但是，在國民黨武裝的“清鄉”下，一批縣、區委干部相繼叛變，致使農村基層黨組織迭遭破壞。在此前后，從皖南事變中突圍以及從上饒集中營脫險的數十名新四軍干部，其中包括著名共產黨人馮雪峰， 相繼輾轉到浙西南山區，受到浙江省第二兒童保育院中共組織的保護，然后輾轉歸隊。處屬特委還根據浙江省鐵工廠被遷移的情況，及時轉移疏散工人黨員到新地區隱蔽。1944年春，遂（昌）宣（平）湯（溪）邊區又遭國民黨武裝“清剿”，活動在該邊區的中共閩浙邊臨委機關面臨危機，在當地黨員掩護下得以脫險，被迫轉移到遂（昌）龍（游）邊境和遂昌縣白馬山區，與中共遂昌縣特派員機關一起堅持斗爭。4月，浙南特委領導機關遷離景寧縣境，當地幸存的干部不得不轉移到青田以及麗（水）青（田）松（陽）邊區隱蔽堅持。

　　與此同時，1944年春，中共處屬特委與浙東區黨委取得聯系。為便于與浙東區黨委聯系，處屬特委領導機關從麗水縣境遷移到縉云縣南部山區。經處屬特委幫助，閩浙邊臨委也與浙東區黨委取得了聯系。由此，處屬特委和閩浙邊臨委從浙東區黨委那里看到中共中央和華中局的文件，得到了浙東黨區委工作上的指導和經費上的支援。

　　處屬特委根據浙東區黨委的指導，大力開辟新區，向浙東方向發展；建立武工隊和民兵，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武裝保衛黨組織的基本地區；開倉分糧，救濟災民度糧荒；從隱蔽轉向領導開展半公開的武裝自衛斗爭；從眾多要求參軍的黨員、進步青年中先后選送70多人到浙東參加新四軍，支援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斗爭。處屬特委工作地區革命形勢出現了新局面。閩浙邊臨委根據浙東區黨委的指導，實行干部“群眾化、社會化、職業化”，以做小生意、開荒種地、辦磚瓦廠等各種職業為掩護，開展生產自救和群眾工作，由此走出困境，革命斗爭再未遭受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