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二、創建浙西南游擊根據地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我們對浙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從實際情況出發,我們選擇了龍(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龍(泉)云(和)松(陽)遂(昌)東西兩片地區,作為建立第一塊游擊根據地的基本區域。因為洪家云同志率領的兩個連歸建之前,在龍浦江遂地區活動過,有一些工作基礎,同時和我們有聯系的“青幫”組織在這一帶也有較大的勢力,便于我開展工作。 當部隊于5月上旬進入到龍、遂、松三縣邊界地區時,就受到當地“青幫”的熱烈歡迎。這個“青幫”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是松陽縣安岱后村的陳鳳生和斗潭村的盧子敬。陳鳳生早年在外地經商時加入“青幫”,但也接觸過進步思想,受到過1928年崇安、浦城暴動的影響,向往革命。1930年回鄉后,領導了攻打國民黨楓坪警察所的武裝斗爭。盧子敬早年留學日本,受進步思想影響,中途歸國,回鄉辦學校,積極學習與傳播革命知識。陳、盧等一些“青幫”首領,實際上是當地很有威望的群眾領袖。在他們的領導下,這個“青幫”會眾,絕大多數都是當地貧苦的青、壯年農民,有強烈而樸素的革命要求。我們一到,他們就積極靠攏我們,主動表示希望得到共產黨的領導。這樣我們有了初步的依托,對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開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來,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參加了紅軍游擊隊和根據地建設工作,一些先進分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挺進師進入浙西南地區后的第一批地方黨員和干部。這時部隊已改編為四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除將第四縱隊留在龍泉河以南的浙閩邊境繼續活動以牽制敵人外,我們確定由第一、第二縱隊擔負開辟基本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其余各部隊則由師部率領北進,輾轉游擊于浙贛路以南的湯溪(現并入金華)、龍游、金華、武義、宣平(現已撤銷,分別劃入永康[1]、武義等縣)、麗水之線,造成聲勢,迫使敵人北調,以掩護和保障第一、第二縱隊開展工作。 挺進師在第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作戰。北渡龍泉河進入浙西南地區后,我們的任務是要把武裝斗爭與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我們運用了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方法,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要求每個干部、戰士都學會兩套本領:打游擊,做群眾工作。 我們這支部隊的前身,本是贛東北的子弟兵——紅十軍,是長于打游擊的,后來奉命調往中央蘇區,先后整編為第十一軍和第七軍團,在幾次反“圍剿”的斗爭中,千里轉戰,已鍛煉成為一支長于野戰的紅軍正規兵團?,F在要分散打游擊,反而要從頭學起,最大的困難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開活動。怎么辦?只能在實際斗爭中來培養和鍛煉。當我們于三四月間進入浙江并活動于浙閩邊境時,就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開始,我們派一個團級干部帶一支小部隊出去,也很困難。要他們在外面活動半個月,然后在預定的地點跟我們會合??墒?,過了三天,他就帶著部隊回來了。別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長了,無論如何要跟我們一起走,不肯單獨行動。以后我們就改變辦法:開始不叫他出去半個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們會合,會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規定地點集合。這樣,他們的單獨行動的辦法多起來了,信心也慢慢增強,以后就提出活動的時間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個月,這樣才學會了單獨活動。以后甚至一個班長也能夠帶一支小部隊單獨活動了。 游擊隊要能自如地活動,根本的一條是要依靠群眾,會做群眾工作。所以我們一進入浙江,就向部隊提出了這項要求。因為是新區,群眾對我們不了解,加之語言不通,又受到敵人反動宣傳的欺騙,群眾難免有些害怕。他們聽說紅軍來了,就躲起來,有的則被國民黨反動派脅迫著離開了村莊。有時,我們連一個向導也不容易找到,籌措糧食給養更是困難。為了向群眾進行宣傳工作,有時只好叫自己的偵察員化裝成逃跑的群眾,口里減著:“紅軍來了!紅軍來了!”群眾也跟著跑出來了,偵察員再把群眾攔下來,向他們說明情況,請他們帶路,講定每帶十里路給一塊銀洋。當時我們的銀洋還比較多。利用群眾帶路的機會,我們就做宣傳。這樣,得到了利益,又聽我們講了道理,知道我們是工人、農民的子弟兵,反對國民黨抽丁拉夫和攤派苛捐雜稅,紀律又好,確是愛護群眾的。一傳十、十傳百,就不再相信國民黨那一套騙人的鬼話了。在前一階段的這些活動中,我們了解群眾的疾苦,熟悉他們的風俗習慣,學習一些浙南方言,積累了一些開展群眾工作的新經驗。這對于我們開辟浙西南游擊根據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區在反動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和敲詐勒索下,農民生活極其困苦,農村經濟瀕臨破產,加之頭年大旱,作物歉收,這一年春天又發大水,春花蕩然,到處是災民、饑民掙扎在死亡線上。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公開提出“打土豪,開倉濟貧,幫助群眾戰勝夏荒”,深入發動群眾斗爭。 此時浙江保安團隊被我主力部隊吸引和牽制在外,國民黨兵力空虛,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農村。我們也不集中部隊攻城,而在廣大農村輾轉游擊。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將國民黨的區、鄉武裝消滅,區、鄉、保長和土豪劣紳四處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們捕獲的,則按實際情況區別對待。罪惡多、民憤大的,召開群眾大會公審,堅決鎮壓,沒收他們的財產,分配給貧苦群眾。如5月17日我們襲占了松陽重鎮古市,公開處決了反動鎮長和巡官;5月21日襲擊龍游溪口,又鎮壓了罪大惡極的第三公安分局長。這樣就給了階級敵人以沉重打擊,使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群眾,從反動統治階級的千年壓榨下挺立起來,砸碎身上的枷鎖,投入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這是浙南人民空前規模的革命壯舉,也是全國革命低潮中一個局部的高潮,來勢迅猛。我軍所到之處,都有大批大批的群眾跟著,簇擁著,復仇的吶喊聲,勝利的歡呼聲,山鳴谷應,日夜不絕。反動區、鄉政權瓦解了,接著就建起農民、青年、婦女、赤衛隊等各種革命群眾組織。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這樣,一個嶄新的紅色游擊根據地的雛形便在浙西南地區出現了。 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使得浙江統治集團十分驚恐。4月6日《東南日報》報道,“浙省無匪跡……治安絕無問題”??墒寝D眼之間,來自仙霞嶺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紅。于是驚呼:“松遂龍各縣大半赤化?!眹顸h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與省保安處副處長宣鐵吾等趕忙集議,決定“進剿”,妄圖將我挺進師消滅于立足未穩之際。 敵人這次“進剿”,是以浙江保安團為主體,糾合地主反動武裝進行的。國民黨在浙江原有七個保安團,3月間,省保安處長俞濟時帶著三個團到宜昌去了,留有四個團,全部用上;又調集了全省15個保安大隊中的11個,以及剛從南京調來不久的稅警團一個團,合計約八九個團的兵力,由蔣志英、陳式正統一指揮,分四路向我進攻。我軍參照前一段時間對付保安團的經驗,決定將主力分為南、北兩路,趁敵人尚在運動中,先一著跳出去,轉入敵后,打擊敵人,以便把敵人調出中心區,使中心區的工作能繼續堅持和開展。 當我南路部隊向西南方向出動的時候,師部則率主力北上。開始,我們日夜兼程地指向湯溪縣城,在敵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時候,我們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門陣一帶,在那里發動群眾,斗爭土豪劣紳,書寫標語,擴大宣傳。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開展游擊活動,以掩護群眾的革命斗爭,主力則由當地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帶路,直奔上陽村。接著又由上陽村的數十名農民積極分子配合,進襲南坑。我們每到一處,發動群眾,懲處惡霸,吸收青年積極分子加入紅軍,搞得熱火朝天。就這樣,我們在湯溪、龍游、金華、宣平、遂昌之間輾轉游擊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贛鐵路線。浙贛線受到我們的威脅,各地告急的文電接連發到了杭州,敵人的“進剿”計劃眼看要破產,黃紹竑坐臥不安,打著“推行新運(即蔣介石搞的“新生活運動”)、撫慰災民”的旗號,帶著一個仕官教育團前來助威。這一期仕官教育團集中訓練的是浙江各縣的基干隊長和常備隊長,他們是浙江保安隊的反共骨干。仕官教育團裝備比較精良,黃紹竑等視為“懷中利劍”,于6月12日親自帶到金華,以振奮浙西南地區的反動勢力。我軍偵知消息后,預為布置,以逸待勞,給敵仕官團以突然打擊。先于14日在宣平北鄉之吳宅殲其一個整連,接著又奔襲小溪口,再殲其一個連,這兩個連隊的裝備,全部為我繳獲。黃紹竑受此打擊后,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敵人的第一次“進剿”遂告失敗。 在武裝斗爭的保衛下,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建設工作得到迅速發展。松遂之間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橫坑、蘇馬坪,龍遂之間的玉巖、楓坪、小吉、上田、東畬,遂西南的王村口、獨口,龍西的碧龍、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麗水的雅溪、曳嶺、麗云,龍南的上田、季山頭、黃桶……幾乎是一片火紅。在這些基本地區內建立了紅色游擊隊,發展了群眾武裝,各種革命群眾組織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楓坪、谷陳等地建立了臨時的蘇維埃政府。8月,群眾開始了緊張的查田運動,量地插標,準備分配青苗和土地。 這時,挺進師已發展到近千人,擴編為五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連地方工作人員一起,不下兩千人。地方武裝也有千余人。我們的師部和領導中心放在王村口,還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軍需物資供應站、軍械修理所和傷病員休養所。 從1935年5月到9月中旬,前后四個半月,我們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塊游擊根據地,已在江山、浦城、龍泉、遂昌、松陽五縣之間建立起來,縱橫百余公里。而游擊區域則發展到北抵浙贛路,南到浙閩邊界西段,西及贛、閩邊境,東到麗水、宣平的廣大地區。武裝斗爭為建設根據地打開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據地建設支持了武裝斗爭。我們初步實現了黨中央交付的任務,在浙江站住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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