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我浙西南廣大革命群眾和挺進師第二、第五縱隊，在黃富武同志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軍分區的領導下，在敵我對比眾寡懸殊的極端殘酷的形勢下，浴血奮戰，以生命和鮮血誓死保衛紅色游擊根據地，寫下了悲壯的篇章。他們在扼守玉巖、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時候，日夜同敵軍以營為單位編成的“搜剿隊”作戰，英勇機智，往往使敵人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蘇維埃政府干部為了爭取時間安置傷員，發動群眾砍倒樹木，橫斷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樓（即滾木檑石）、扎口子，憑險打擊敵人。他們在王村口的饅頭嶺就是這樣阻擊敵人達三晝夜之久，打得敵人無計可施，后來不得不繞到石練方向，爬上大烏尖從側翼進攻，我軍才放棄饅頭嶺，轉移到第二個隘口御敵。敵人羞怒已極，焚燒了大小山路兩旁的林木，漫天濃煙烈火，日夜不滅，并嚴密封鎖，調整部署，緊縮包圍圈。在反動地主武裝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來回“清剿”。10月30日，黃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勢更為嚴重。但同志們在人民群眾的掩護下，掩埋好戰友的遺體，包扎好自身的傷口，整理好戰斗的組織，繼續戰斗。支隊整編為大隊，大隊縮編為小隊，主要領導干部傷亡了，基層干部接替指揮。最后剩下幾個人，他們自動集合起來，選出指揮員，重新與敵人周旋。秋去冬來，天寒地凍，他們穴居飲雪，挖田鼠窩找糧食充饑，夜以繼日、出生入死地堅持，與前來搜捕的敵人戰斗。其中如張麒麟、余龍貴、宣恩金、曾友昔、曹景垣、楊干凡、劉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難萬險，直到幾個月后，才同我們由浙南出擊的主力部隊勝利會師。

　　堅持根據地斗爭的第五縱隊，是以浙西南根據地革命干部、共產黨員和青年積極分子為主體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盡管這支部隊組建得晚，訓練較少，但指戰員們的覺悟高，甘愿為保衛家鄉、保衛紅色政權、保衛土地革命而英勇獻身。他們人熟地熟，給予敵人的打擊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們是本地人，社會關系多，面目公開，易于暴露，犧牲很大。他們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榮的代表。

　　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堅持斗爭到最后一息。如龍浦縣委書記方志富同志（化名張云龍），戰斗到剩他一個人時，不幸左手負傷，他就憑著右手，輪換使用兩支槍向敵人射擊，最后在龍泉茶園坑壯烈犧牲。又如安岱后的陳鳳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敵人把他押到龍泉，軟硬兼施，要他招供，他堅不吐實，敵人又殘酷地把他釘在墻上，他還是不屈服。末了，敵人絕望地把他槍殺“示眾”。其他如盧子敬、陳丹山等同志，都為革命灑盡了最后一滴血。

　　敵人的燒殺慘無人道，對我們的同志不僅是槍擊和砍頭，甚至把烈士遺體當眾“開膛”，割下心肝去下酒。被捕殺和活埋的基層干部群眾不計其數。但是，敵人越殘暴，革命軍民的反抗越堅決。我浙西南革命軍民在這場斗爭中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壯麗篇章，將永留青史！

　　挺進師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區南渡龍泉河以后，敵人的追堵部隊雖然只有五個團，不及其“圍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動保安隊和地主武裝的配合，我軍的處境還是十分艱難的。我們和追蹤的敵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閩邊區的景寧、慶元、松溪、政和、建陽、壽寧、福安等地，戰斗頻繁激烈。

　　10月5日，我們在壽寧縣境與閩東特委主要負責人葉飛同志等勝利會師。這是頭一年我們抗日先遣隊北上途經閩東與他們會師之后的又一次會師，群情振奮，十分歡快。隨即，我們進到浙江泰順縣境，雙方在交談中，一致認為，敵人組建了一個“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四省邊區的反革命力量來對付我們，而我各紅色游擊區卻互不聯系，各自為戰，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與閩東、閩北三個地區能取得密切聯系，即使一時尚難統一行動，但只要能在戰略上互相協調、互相策應，定可更有力地打擊敵人?；谶@一認識，雙方領導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的一致意見。經協商，臨時省委由劉英、粟裕、葉飛、黃富武、劉達云、阮英平、范式人、許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許旺等11人組成，以劉英同志為書記，我任組織部長，葉飛同志為宣傳部長兼少共臨時省委書記；并相應成立閩浙邊臨時省軍區，由我任司令員，劉英同志兼政委。

　　臨時省委成立后，面對敵人不受調動、集中力量摧殘我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反革命策略，我們立即著手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除令北渡甌江的第一縱隊加緊向浙東地區（即括蒼山南北地區）發展外，重點放在開辟浙南地區的游擊根據地。

　　浙南地區，主要是甌江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東瀕東海，南接閩東，山嶺連綿，地形險要。它比浙西南地區有兩個更為有利的條件：一是從1924年起，這里就有黨的活動，1929年冬天以后的兩年間，黨在這里領導過武裝暴動，紅十三軍的旗幟曾插到甌江兩岸的許多鄉鎮，在群眾中留有很深的影響。此時在平陽、福鼎之間，已有閩東黨的工作，可以互為依靠。二是這里離浙贛線較遠，國民黨統治勢力比較薄弱。于是，我們由浙閩邊向東北行動，攻下了瑞安珊溪鎮，立足于瑞安、平陽、泰順三縣之間，以此為樞紐向東南和東北發展，一直打到甌江南部直抵東海之濱。接著我們又出動主力，兜了兩個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圍敵人許多重要市鎮和據點，如景寧之東坑、梅岐、沙灣、渤海、大順、小順，文成[2]之南田、西坑、黃坦，瑞安的大峃（現為文成縣）、玉壺、峃口、營前、高樓、湖嶺、馬嶼、陶山、平陽坑，泰順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陽，平陽的水頭街、山門、騰蛟、營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開后，確定由劉英同志帶少數短槍和省委機關在瑞平泰地區開展游擊根據地的建設工作，由我率領武裝部隊，在浙閩邊進進出出，從浙江打到福建，又從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擊敵人，掩護和保護省委開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區的斗爭。

　　從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浙南游擊區經受嚴峻考驗的重要時期。此時，我浙西南游擊根據地暫時喪失了，但我們在浙南地區又開辟了大塊的游擊根據地；游擊戰則在浙西南、浙閩邊、浙東、浙南更廣泛的區域展開了。從總體上看，羅卓英三四十個團的“圍剿”并沒有打敗我們，我們獲得了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