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六、第二次反“圍剿”

　　1936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內戰的條件。

　　可是，國民黨蔣介石為了消滅我南方紅軍游擊隊及游擊根據地，加緊了在“西安事變”以前已經策劃的對我南方游擊區的“圍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接替上臺還不到兩個月的張發奎擔任閩贛浙皖四省邊區主任，又派國民黨cc系骨干分子朱家驊接替黃紹竑任浙江省主席，還調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到溫州地區主持“剿共”。

　　敵人的這次“圍剿”，又以浙南游擊區作為其閩贛浙皖四省邊區的主要進攻目標。1936年12月15日，劉建緒由杭州赴江山“四省邊區總指揮部”接事，隨即調集主力部隊六個師、兩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43個團，開始籌劃對我進攻。由于這時我游擊區的范圍已大為擴大，劉建緒已不可能采取羅卓英包圍浙西南游擊根據地的方針，他采取了拉網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東、由外圍到中心的逼進包圍的方針，企圖先將我軍向東南壓迫，然后，在浙南包圍聚殲。他以第六十三師等部由浙贛路一線壓我向南；以新五師、第五十二師及贛、閩保安團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慶元、政和之線，由西迫我東移；第五十六師由閩北伸向慶元等地；獨立第九旅控制飛云江；泰順有兩個保安團；溫、瑞、平為第十九師，福鼎有第八十師一個團。在浙閩邊界，構筑了稠密的碉堡工事，專門組織了一個“浙閩邊清剿指揮部”，任命第十九師師長李覺和永嘉保安司令許蟠云為正、副指揮官，企圖切斷我向福建方面機動的道路，將我逼迫到沿海地帶的一隅再加以殲滅。此外，他們又強迫群眾組織“聯甲”及“剿共義勇隊”、壯丁隊，協助軍隊“進剿”，還采用移民并村手段，焚燒邊區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鹽柴米按人頭逐日配給，企圖以此把群眾和紅軍隔開，實現其“竭澤而漁”，消滅紅軍游擊隊的夢想。

　　當時，盡管我們對抗日高潮到來的可能有所預計，但對“西安事變”和緊接著的一連串政治事件的發生，還不能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在新形勢的激勵下，我們對當面的敵人發動了勇猛的進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勢的發展。這次主動進攻，又一次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不久，劉建緒向我大舉進攻，我們的頭腦才逐漸冷靜下來，認識到蔣介石企圖在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一舉將我南方游擊隊全部消滅。這實際上是國共雙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軍事上的最后一仗。在強敵的進攻面前，為了保存紅軍游擊隊，堅持武裝斗爭的旗幟，堅持戰略支撐點，我們確立了自己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必須把隱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機動靈活、積極作戰的方針統一起來。

　　針對敵人“大拉網”的戰術，我們采取與敵人相向對進、易地而戰的打法。敵人梳過來，我們鉆過去；你要我的山頭，我要你的后方。為對付敵人大規模的“圍剿”，作戰單位逐漸分散，由開始百把人集中行動，逐漸分散到幾十人、十幾人，甚至幾個人。但這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往往根據敵情與任務，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鍛煉成為游擊好手，可以組自為戰、人自為戰了。

　　這個時期是我們在三年游擊戰爭中作戰最為頻繁的時期，也是我們運用游擊戰術比較成熟的時期。我們以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總結的十六字訣為指導，結合實際，經過無數次的作戰實踐，總結了一套經驗。

　　我們把游擊戰術在浙南游擊區的運用，歸納為六條原則：（1）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勝利；（2）不在消滅敵人，而在消磨敵人；（3）支配敵人，掌握主動；（4）積極進攻，絕少防御；（5）飄忽不定，出沒無常；（6）越是敵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戰、行軍、宿營等等方面，也都摸索到了一套要領。例如在作戰行動上，我們總結出這樣的要領：（1）反敵人之道而行，并竭盡欺詐之能事，敵進我退，敵集我散，敵大我避，敵小我欺，避實就虛，聲東擊西；（2）不要企圖太大，只要常有小勝；（3）站在敵人側翼、后方和圈子外圍，不為敵人所合擊；（4）一切作戰行動必須迅速、勇猛、堅決，遲疑猶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襲擊，只要槍彈一響，刺刀就要殺到敵人的肚皮上去。隱蔽我們的行動和企圖是我們的一條重要原則。我們總結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電光形、回馬槍、東去西返、早出晚歸等許多方式，做到飄忽不定，出沒無常，使敵人無法捉摸。行軍沿途的痕跡要留專人殿后負責清除，壓倒的草要扶起來，腳跡要抹掉，有時則在與我們行動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跡，迷惑敵人。

　　部隊宿營，一般不住大村莊，大村莊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宿營多半選擇小村莊，最好是獨立磚瓦屋，不住沒有后門的房屋。那時我們實行“五班制”，每到宿營地，支隊部住中間，東、南、西、北各放一個班。哪個方向發現敵情，就由哪個方向的班抗擊，掩護支隊部和其他班轉移，完成任務后，到預定地點集合。每天都要規定兩個集合點，如果第一個集合點有敵情，就到第二個點去集合。為了適應分散游擊的需要，指揮機關就是我帶的一個班。這個班的成員有參謀、警衛員、衛生員、繪圖員、司號員、炊事員、理發員等等。他們既是專業人員又是戰斗人員，既執行本身的職務，又站崗、放哨、偵察、打仗，很精干。各支隊也是這樣。

　　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地形道路，天天調查。從駐地出發，前邊有條岔路，右轉彎是到哪里去的？左轉彎是到哪里去的？把大路小路都問得清清楚楚。這樣，即使在路上碰到敵人，我們也有辦法跟他兜圈子。部隊進入一個新地區，開始道路不熟，免不了要找向導。向導要可靠。向導既給我們帶路，又是我們的宣傳對象。每次找到向導，部隊的領導人都要親自談話、查詢、慰問。到宿營地后，不能立即遣返，以免走漏消息；而應在我們轉移時，才能將向導辭去，并且要做好工作。

　　我們還要從敵人那里了解情況，經常找報紙看，作些分析判斷，也偷聽敵人的電話。有時為了掌握敵人某一個縣的兵力部署和活動情況，我們就去襲擊一個鄉公所，把鄉長抓來，叫他給縣長打電話，說他這里很緊張，請縣里趕快派部隊來?？h長回話說：哪里還有部隊？！縣里的部隊都開到那里去了。這樣，我們就達到了目的。

　　積極進攻是游擊戰術的一大特色。敵人進攻我們，我們是被動的，迅速轉移，不同敵人決戰；我們進攻敵人，是有計劃的，只要情況不變，堅決打。運用最多的作戰形式是襲擊。

　　敵人的后方是我們襲擊的主要目標。我們襲擊的主要對象：一是蔣政權的基礎或爪牙，我們常常神出鬼沒地捉敵人的保、甲長，造成當地統治者的恐慌與動搖；一是捕殺敵軍的哨兵和偵探，使敵官兵驚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當。敵人的兵力過于集中，不好下手，我們就搞他落伍掉隊的，打他的“尾巴”，或者叫“截尾子”。我們有個辦法：敵人行軍，要在岔路口做路標，我們就事先在岔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敵人大部隊通過，只剩下“尾巴”時，就移動路標，將敵人的“尾巴”引入我們設伏的地段，把他們通通俘虜起來。

　　破壞敵人的通信是我們經常的作戰活動。浙江大部分縣城都通公路，鄉鄉通電話。敵人用電話傳遞消息，用汽車運送部隊，都很快。破壞公路橋梁，沒有烈性炸藥，用黑色炸藥只能炸一個坑，不起作用，所以我們主要是破壞電話設施。開始時，我們把電線桿齊根鋸斷，過后，敵人把鋸斷的桿子埋起來，電話很快又架通了。后來我們再去，就扛兩條凳子，站在凳子上把電桿攔腰鋸成兩截，使兩截木桿都不能用作架線，這就不容易迅速修復了。

　　當敵人進攻時，為了避其鋒芒，我們堅決迅速轉移。有時多路敵人向我們進攻，我們還利用有利地形和兩路敵人互不聯系的條件，導演“鬼打鬼”。如在一個高地上向兩面山腳的敵人射擊，等兩面的敵人都向我反擊時，我便從一側秘密轉移，使兩面的敵人自相沖殺。這樣不但能夠消耗和削弱敵人，而且可以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