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七、迎接抗日高潮

　　在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之中，我們的處境雖然極其艱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堅定，大家非常關心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希望及時了解黨的方針和政策。

　　由于我們早就失去了同黨中央和上級黨的聯系，所以我們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計搜集敵人的報紙，從字里行間了解情況，分析形勢；并且通過各種社會關系、特別是通過青年知識分子，搞來上海等地的進步刊物，如鄒韜奮辦的《大眾生活》，從中體會黨的方針、政策。當我們看到黨中央1935年8月1日發布的《八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十大綱領》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使我們對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總路線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我們馬上組織學習和宣傳。對內，給指戰員上形勢課，進行思想教育；對外，發表宣言和公開信，說明斗爭形勢，宣傳我黨關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明我們的立場和態度。在游擊戰爭那樣艱苦惡劣的環境里，我們沒有忽略過共產黨人所肩負的政治責任，對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從我們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態度。例如，當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我軍時，已是1936年1月了。我們當即發表宣言，表示積極支持。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當時我正帶著挺進師主力轉戰于浙西南和浙東一帶，劉英同志帶領“突擊隊”在浙南開展秘密工作，盡管雙方沒有聯系，但是，都分別發表了反對軍閥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宣言?；叵肫饋?，那時我們的思想還是比較能夠順應革命形勢的發展的。

　　1937年春，經過多方努力，臨時省委同上海黨組織建立了聯系，接著又經過上海黨與中央取得了聯系，這對于指導浙南游擊區的斗爭，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但遺憾的是，那時我已同臨時省委失去了聯系，仍然處于閉塞的狀況之中。

　　1937年5月之后，劉建緒對浙南的“圍剿”進入最嚴重階段，其殘暴程度達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時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而我紅軍主力北上已勝利到達抗日的前進出發地，南方八省的游擊根據地的革命紅旗始終屹立不倒，全國人民包括海外僑胞又以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斗爭緊密配合，國民黨蔣介石迫于形勢和全國抗日運動高漲的壓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動方針再也不能推行了。

　　1937年9月，我們正在門陣地區活動，由于消息閉塞，還不知道國共兩黨已經實現第二次合作。這時從金衢平原上不斷傳來各種消息和謠言，說什么“共產黨投降了，紅軍被收編了”。經過仔細分析，我們覺得可能是國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隊出去調查。這支小部隊化裝成國民黨軍隊，大搖大擺地開到龍游縣溪口鎮，進入鎮公所，自我介紹說：“我們原在山區剿匪，現在奉命開赴抗日前線，要給縣長打電話，了解情況?！辨傞L幫助給縣長掛了電話?？h長說：“現在國共合作啦，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要開拔抗日了……”他們問明了情況，收集了些報紙，便返回匯報。

　　我們開了個會，把部隊集中起來進行動員教育，同志們聽說國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覺得從1934年7月已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務，很快就能得以執行，都很興奮。我們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嚴防發生意外。稍后，又給國民黨遂昌縣政府寫了信，要他們派代表來同我們談判。

　　不久，國民黨遂昌縣政府派了一個代表來到門陣，請我們下山進城，我們向對方嚴正表示：為了共同抗日，我們愿意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戰談判。同時告訴對方，第一，我們將開赴浙南根據地，沿途不得留難；第二，我們已經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對方給我們補充彈藥、給養；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編不是收編，雙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軍的獨立性，我們不進城。對方表示，愿意回去報告，并盡快答復我們。

　　鑒于這次談判可能成功，為了積極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們即令部隊集中于門陣，在小溪右岸駐扎下來，進行政治形勢教育，開展練兵活動。與此同時，宣遂湯工委也向群眾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教育，并發動群眾為部隊籌辦給養，縫制新衣。

　　過了幾天，國民黨答應了我們的條件，歡迎我們下山。同時了解到臨時省委已同國民黨浙江當局達成了停戰協議。我當即決定集中部隊開赴浙南平陽，與劉英同志等會合。我們在門陣村頭的白沙廟召開了軍民聯歡會，向群眾告別，還請木偶劇團來為群眾演出。群眾歡天喜地，真象過節一般。

　　我們終于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門陣鄉親，翻山越嶺，沿著崎嶇的山路南下，繞過遂昌縣城，經過石練、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達飛云江南岸，和劉英同志派來的聯絡員相遇了。隨即一同奔赴平陽北港和劉英同志等勝利會合。這時，我們才知道了閩浙臨時省委同國民黨談判的一些情況。

　　臨時省委在同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系后，逐漸了解到黨中央關于聯蔣抗日的主張。1937年4月，在劉英同志主持下，以臨時省委和省軍區名義向浙江國民黨當局發出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文電。其時，劉建緒已奉蔣介石之命，在報紙上公開表示，要和我方談判。雙方代表在鰲江進行了三天的談判。在談判中國民黨代表妄圖以和談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嚴正立場，揭露了敵人的罪惡陰謀。對方見其陰謀不能得逞，便拿出蔣介石“停撫進剿”的手令相威脅，談判隨即破裂。在全國抗日高潮到來后，劉建緒復于8月間給臨時省委送來親筆信，要求和我方重開談判。臨時省委遂派代表到溫州同國民黨浙江當局談判。9月16日雙方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

　　實現兩黨合作抗日，這是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兩個革命戰爭時期的轉變。從浙南地區來說，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還比較自覺。在同國民黨的談判中，我們堅持了原則立場，國民黨在軍事斗爭中沒有取得的東西在政治斗爭中同樣沒有得到。

　　挺進師分散游擊于浙南各地的游擊隊先后集中于平陽北港山門街。記得有范連輝、周瑞球、舒雨旺、楊立才、劉亨云、張文碧以及何畏、陳鐵軍等同志帶領的各路部隊，共四五百人。這個數字，和1935年初挺進師挺進浙江時的人數相當。但其成員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七軍團、十軍團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實了許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閩浙邊的一批工農子弟兵，有溫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識青年。我們的裝備雖然不算好，可是作戰經驗豐富，戰斗力是很強的。這支部隊隨即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下屬三個支隊和一個教導隊。為了加強抗戰力量，我們在大墩村舉辦了黨員干部訓練班，在山門街疇溪小學開辦了“抗日救亡干部學?！?。部隊補充新兵，加強訓練，就地開展群眾工作。此時，省委又派了吳毓、龍躍等同志去與中央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