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蓮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趙加慧

　　三、北上抗日的經過及幾次主要戰斗的檢討

　　中國人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忠誠的接受了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所給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務之后，便于1934年7月7日由紅色首都瑞金，在萬民歡呼的護送中，開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動。經長汀、清流，占領大田縣，繼向閩清前進，渡過閩江，占領古田縣城[2]，勝利的到達閩東游擊區域，即分駐于連江縣屬的桃源之線。經數日的休息、整理與動員后，則向福州城進發[3]。這一行動的主要意義，是為了進一步的號召全國友黨友軍及各階層的先進人士，一致地響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配合主力紅軍反抗敵人的五次圍剿。但由于先遣隊本身存在著某些的弱點與當時所處環境的關系，圍攻福州的戰斗經三晝夜之久，終于自動的退出戰斗而回師閩東游擊區域，整頓本身與加強閩東黨及閩東獨立師黨政軍的領導，特別是檢討了閩東過去的工作與給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據當時敵我力量的對比，與圍繞在先遣隊行動周圍的情勢，紅七軍團是可以攻克福州的，但當時為什么沒有攻克呢？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戰斗的布置不夠周密，偵察工作做得太差，致影響整個戰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對于福州周圍的地形地物不了解，以致對于部署的布置與兵力使用不適當。如當時將主力用于西南門，但西南門方面不僅有十九路軍事變時所建筑的強固的堡壘，同時繞城的內河和湖泊是很多的；在東北方面，不但城墻業已拆去，且飛機場也建筑在該地，同時內河湖泊也極少，假如當時有可靠的同志或群眾引路，則以少數的兵力，佯攻西南門，而以主力攻擊東北門，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因為當時福州城僅有王敬九的兩個團和一些毫無戰斗經驗的警察，就是王敬九部也是先遣隊沿途擊潰的敗兵，且士氣與戰斗力亦不強，特別是部隊中不愿意與先遣隊作戰的情緒相當的普遍。

　　(二)當時福州周圍黨的組織是異常薄弱的，特別是福州的工運薄弱，致未能取得當地黨與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幫助和適當的配合，以致先遣隊圍攻福州三晝夜之久，始終得不到各方的消息而影響到七軍團的軍事行動與圍攻福州整個戰斗任務的完成。因此可見，黨與群眾力量的偉大及其配合軍事行動的重要性。

　　(三)幾個主要干部不夠團結，影響到意見的不一致。另方面，對軍委給七軍團圍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認為軍委會只要先遣隊“相機占領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領福州的任務”。同時叛徒曾洪易身為中央代表，不僅毫無意見提出，而處處表示沒有決心戰斗。此外尋淮洲和樂少華兩同志之間，亦缺乏同志態度，以致不斷的鬧私人意見，特別是**同志那種“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決心是極不利和不該的。

　　(四)攻打城市的經驗還是很差，政治上的動員也做得不夠。雖然紅七軍團有攻打沙縣、尤溪等城市的經驗，然而攻打尤沙城市與進攻福州的過程有著許多不同的情景(如時間不允許久戰，準備工作不充分，友軍的配合以及環境等)；另方面，戰斗的政治動員亦缺乏深入和普遍。特別是政治工作的動員與軍事行動的配合上做得很差。圍攻福州的戰斗自動撤退后，經一禮拜的整理與訓練，則攻占羅源縣城與襲擊寧德縣，另方面分兵占領西洋鎮與木洋[穆陽]鎮，繼行經梅溪、下莊，一舉而攻克浙江省屬之慶元縣域。翌日與浙保三、四兩團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隊全體將士英勇善戰及指揮上的靈活，經數小時猛烈的攻擊，卒將憑險抵抗的浙保兩團打得潰不成軍，使蔣志英(浙保副處長)不得不深夜逃竄龍泉城。是役繳獲迫擊炮2門、機關槍10余挺、長短槍400余支，活捉慶元縣長***[4]。當日進至小梅鎮宿營。翌日本可乘勝進占龍泉縣與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打擊尾追先遣隊之四十九師，但由于軍團首長戰斗意志的不夠堅強，進至龍泉八都鎮經黨溪，經忠信街與四十九師接觸。此時極大多數指戰員作戰情緒非常高漲，且有閩北蘇區的依靠，但由于軍團首長不愿作戰，終于是日進駐閩北浦城縣屬之古樓休息與整理部隊三天，另方面給了閩北黨工作上的指示。事后接到中央和軍委的指示，責成中央代表與軍團首長派遣得力的游擊部隊在閩浙邊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號召與組織廣大人民一致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改善人民生活，創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另方面應以極大的力量去破壞浙贛鐵路，以使先遣隊的任務順利完成。除由先遣隊留一個營在該地長期行動外，主力經江山縣屬之廿八都、仙霞嶺、石門而進占清湖鎮，并派出兩個營分途的破壞浙贛鐵路，繼則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繳獲頗多，并獲得很多軍用品。繼經浙江邊界之白沙關、童家坊、石人殿而進駐崇溪[5]。除檢討了先遣隊由瑞金出發至閩浙贛蘇區時的黨政軍及居民工作外，則以全力整頓補充與訓練自己的部屬，及解決七軍團幾個主要干部間某些無原則的糾紛，特別是關于叛徒曾洪易對先遣部隊不負責，及毫無作戰決心的機會主義動搖的傾向，加以徹底揭發，同樣的指出了軍團首長對于中央及軍委命令的執行表現不重視之態度與失去自己戰斗信心之表現，是極端錯誤的。越數日，中央及軍委責成閩浙贛省委負責人、紅十軍團之領導者、中共的優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組織更強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并具體布置捍衛閩浙贛蘇區之工作。經閩浙贛省委幾個負責者及先遣隊幾個主要干部會商后，除布置閩浙贛邊黨政軍及群眾工作外，當時對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備是：閩浙贛省委主要負責者曾洪易、組織部長關英同志、青年兼宣傳部長胡仰山、先遣隊軍團長劉疇西、政治委員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原七軍團改為十九師，十軍團改為廿及廿一師[6]，十九師師長尋淮洲，政治委員兼主任聶洪鈞、參謀長王如癡；廿師師長、政治委員則由軍團長、政治委員兼任；廿一師師長胡天桃。各級干部配備就緒，閩浙贛蘇區反抗敵人五次圍剿的計劃布置完畢后，十九師仍為先遣隊，軍團政治部亦隨十九師行動。經懷玉山及德興縣之東北，深夜兼程的襲擊了常山縣，但因敵情變動，經芳村而到達白馬，當日所得的情報，蔣志英率浙保兩團業已尾追，于是遂決意給其嚴厲的打擊。由于十九師英勇善戰，蔣志英敗退回常山，我先頭部隊尾追至芳村，蔣志英手部受傷，是役繳獲頗多。于是經上坊，渡過新安江向分水縣前進，距分水縣城約四十里之處，與補充王旅[7]遭遇，經先遣隊猛烈的沖擊后，將敵全部擊潰。但因敵情與任務的關系進至河村，距徽州府僅十里處通過，該城當時只有駐兵一連，沿途群眾紛紛請求先遣隊打徽州，但因部隊過于疲勞，且預計敵人增援部隊可能趕上，于是經績溪縣附近一舉而攻占旌德縣，繳獲軍用品及西藥頗多。翌日，經大墳與涇縣宣城之間威脅蕪湖，后得軍委及軍團首長的命令，要十九師(即紅七軍團)回師黃山附近與主力匯合。于是經青弋江、章家渡、茂林、銅嶺、太平縣附近，在新村[8]與主力匯合，并經中央批準以方志敏、樂少華、劉疇西、涂振農[9]、劉英5同志組織政治委員會，以方志敏同志為書記。該會職權是閩浙贛皖及先遣隊行動區域中黨政軍最高的領導機關，另方面重新配備了團以上的干部。一切問題布置就緒后，經黃山到達古竹溪，翌日經湯口、黃山腳抵譚家橋宿營。是日所得的情報：南京政府為防范與攔阻北上抗日先遣隊去路，以及所謂藉以“避免國際糾紛和聽聞起見”，派遣了五個正式師、兩個獨立旅，另浙皖保安團四個團，采取“煮豆燃豆萁，自殘同種”，以及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圖一舉而撲滅“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者與組織者——中國人民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當時對方的布置：兩師另一旅和兩個團沿京[寧]蕪鐵道向徽州前進；一個師及補充王旅則經南陵、涇縣、太平，沿汽車路向黃山前進；另兩師兩團則經青陽、石埭向祁門、黟縣前進。當時政委會討論的結果，認為左右兩翼之敵則以皖南獨立師[10]及游擊隊迷路與牽制它，主力突破敵人中央縱隊，同時左右兩翼之敵靠得很攏，中央縱隊之主力在八時內不能趕上前衛隊補充王旅。且補充王旅經我軍于分水縣附近擊潰后，不僅士氣很壞，部隊的勞?，F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縣附近作戰時，只我十九師與之對抗，尚能擊其潰不成軍，以此我們以三師之眾來攻疲倦潰敗的獨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著絕對的優勢，且地形、群眾條件及士氣亦利于我軍作戰，若中央縱隊被我突破，則結集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裝及獨立師打擊與消滅敵人之右縱隊。翌晨一時半出發，距譚家橋十里之處布置埋伏側擊戰斗，當時我軍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